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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统编本/部编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 - 17.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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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图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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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乡音未改   
      1、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郑振铎的祖籍是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 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春,他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封建旧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批评了新文学阵营中一些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2、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3、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年~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送给鲁迅。 

                         4、乡情流露的作品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高梦旦(1870年~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5、 福建之行的巨大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二、个人简况
      1、恋爱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结婚。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惟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2、出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3、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我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三、文化贡献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代表作品多种。专著有《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等。
   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化》《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印度寓言》。其它的,还有《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别了,我爱的中国》是散文集《离别》中的一篇,后入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燕子》入选人教版小学三年级下册第1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猫》其入选人教版初一下册第26课。《唯一的听众》选入人教版五年级第二学期第28课。诗篇:《我们是少年》和《燕子》等。

               
                  2012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