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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 - 1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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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路识斯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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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路识斯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新解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的散文名篇,也是初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一直以来,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中,对于文章结构和主题的认识,历经发展变化。这一点,我们在现行教材的研讨题中可见一斑。其实,依照阅读的读者理论来分析,不同的读者,因其个人所处的时代、生活体验以及阅读深度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于文本的解读自然是不尽相同的。换言之,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是多元的、不确定的;而与之相对应,作者在创作时,他们的意图则相对是明确的。这是阅读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作者理论。因此,我们在分析作品时,不妨也从作家创造的视角进行探讨,认识其在创作时特定的环境和事件,并把整个作品联系起来。
从整个作品来分析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个散文集,共10篇,另加小引和后记,创作时间从1926年2月起,至11月止,时间跨度不足一年(小引和后记分别作于1927年5月和7月)。最初发表时配有副题,为“旧事重提”,并标有序号,表明作者从创作第一篇起,就有意写成一组作品,成为一个系列。也就是说,其中的作品虽或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就整体而言,却有一个统率全局的创作意图,有一条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那么,这条主线是什么呢?对此,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说得非常清楚,他认为:“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的确,如果我们把视点放在这个背景之下,再来研读这些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看似都是回忆儿时和年青时的人和事,但其实与《华盖集》系列中的杂文一样,都集中地指向了女师大风潮和与现代评论派,剑指现实中的人和事。综合起来说,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对现代评论派的真面目的揭露;
二是对流言的反击;
三是对复古思潮的抨击;
四是对丑恶灵魂的剖析;
这些意图或隐或显,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察作者创作时的生活与感受,然后联系作品,包括同时期的其他文章,加以发现。
1、从具体作品看 《朝花夕拾》首篇《狗·猫· 鼠》作于1926年2月21日。文章巧妙地借“没眼力”的狗、幸灾乐祸而又媚态的猫,以及“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态度轩昂的鼠,来讽刺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物;尤其在述说自己仇猫的远故近因时,历数了猫“配合时候的嗥叫”,“闹得别人心烦”以及谋害“隐鼠”等种种罪行,揭露那些“正人君子”们竖着“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的虚伪面目。同样,在他稍后所作的杂文《无花的蔷薇》(1926年2月27)中,辛辣地嘲讽了现代评论派人物相互吹捧的行为,而对给予自己的“夸奖”,则不但“奉还”“荣名”,而且更进一步剖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象无私……”比较两篇文章,毫无疑问,无论是作者的思想态度,还是文章的矛头所指,都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一为隐喻,一为直言。正如《无花的蔷薇》开头所说的那样: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据此,我们可否认为:如果把他的杂文比作“没有无刺的蔷薇”,那么,他的这束“旧事”,也许就是“无花的蔷薇”,只不过是“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对此,下例也可资佐证:有人曾对鲁迅作品中的关键词作过统计,如“正人君子”这一概念,共出现过59次,而在《朝花夕拾》中就出现了四次,其中《无常》二次,《藤野先生》一次,《琐记》一次。
2、从创作动机看 《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闲话》(1925年11月)中,陈源说:“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青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这段攻击虽说发表在鲁迅作《朝花夕拾》之前,似乎并不针对其中的作品。但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进行过反讥,这也包括《朝花夕拾》中的作品在内,如在《狗·猫· 鼠》中,作者说“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无论是对手的指责,还是作者的反击,都表明作者确实并不是单纯地回忆“旧事”。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于现实有着独特、深刻的思考,而对于创作的目的也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鲁迅在1926年11月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大概于中国怕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如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 十一月一日)这时,旧事重提已完成了九篇,可见,他作这些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有益于目前”。
二、从作家的视角分析
有专家认为,鲁迅的小说运用了二项对立模式。其实,这种模式也同样见于《朝花夕拾》中。我们知道,在写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45岁,在他属中晚期作品了。一方面,就内容说属“朝花”,另一面,从创作看则是“夕拾”。是把自己放回到童年来讲述故事,还是以成人的立场来提旧事?事实上,上述两种视角都是可以采用的,不过前者虽然可以保持纯真,但弄得不好,或会陷于“老莱娱亲”的作态,让人感到别扭;作者曾说:“带露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我不能够。”因此,作者更多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旧事进行取舍,以成人的视角,来进行“反顾”。 有的竟“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 (《〈朝花夕拾〉小引》)。
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家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直接发表议论
《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而鲁迅先生自己说“文体大概很杂乱”。的确,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朝花夕拾》不是纪实式的叙事,也不是抒情性的描写,而重在写感触。
  30年代,李长之先生说《朝花夕拾》“名为散文其实依然不过是在回忆中掺杂抒情成份的杂感”。我们不能说《朝花夕拾》的十篇都是这种杂感,但其中的几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如《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等;另如《五猖会》、《父亲的病》、《琐记》等篇,虽然以回忆旧事为主,但行文每不忘社会,感触由内向外自然延伸,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而即便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和《藤野先生》等篇,因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而被认为可算作是“纯散文”,而实际上它的“纯度”也只是相对而言。如《藤野先生》一文,作者对初到仙台所受到的“优待”,“物以稀为贵”的比喻,或者是作为弱国国民的愤慨,都不乏讽刺和揶揄;至于文章最后,作者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更是直抒胸臆,文字与杂感并无二致。再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作者谈“美女蛇”故事所引出的教训,讲用荆川纸描绣像,以及有钱同窗的升迁等,我觉得并非信笔所至,也不是一个儿童所关注的。
2、以旧事说现实
前面说过,文题原为“旧事重提”,那么,这里就有“提哪些旧事”,“提它作什么”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作者述说的旧事中,找到大量的现实生活的影子:
我们且不说喜欢耍两面派的衍太太,故弄玄虚、借机勒索的S城名医,也不说乌烟瘴气的江南水师学堂,儿时所罕逢的赛会,单就作者看似信手拈来的传说或神鬼故事,也在嘻笑怒骂中,颇有深长的意味。试举几例:
①、《二十四孝图》、《无常》是专文谈古论鬼的,而且在《后记》中还很是作了一番考证研究,结果是“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因为是“乱发”,所以思想内容自然深广。我们注意到:一是在形式上,作者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而末了自己却说:“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对那些借征集资料、进行繁琐庸俗考证的所谓学者给予了嘲弄;二是在思想内容上,对原文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如在对“无常”进行考证后,作者给他“下一个武断”:“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我们再来摘引几段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文字: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两地书·原信》五十七 九月三十日)
“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十月十六日)
将上述文字两相对照,很容易让我们将两者联系起来。当然,《无常》成文时间在6月23日,这时鲁迅尚未到厦大,但作者在《后记》中又特别加以议论、引申,其意就最明显不过了。
②、《范爱农》是该集中比较别致的一篇,有关人物的资料较少,相应的分析也很有限。我们大多只能通过原文所记的几个片段,了解到他是鲁迅的同乡,是一个在黑暗旧社会倍受打击迫害的正直倔强的爱国青年。作者与他曾有过一段交往,并对他给予了关心帮助。据此,我们自然把它的主题定位在诸如“揭露封建黑暗势力”或“关心爱护进步青年”等这一类。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不过,我们不妨再来摘引几段文字:
我其实还敢于站在前线上,但发见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长虹迁怒于《未名丛刊》,连厨川白村的书也忽然不过是“灰色的勇气”了。(《两地书·原信》八十一 十一月九日)
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已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消〔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伎〕俩发挥到如何。(十一月十五日《两地书·原信》八十五)
从昨天起,我的心又平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并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以平常待我,而在他日日吮血,一觉到我不肯给他们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两地书·原信》九十 十一月廿日)
我们知道,1926年8月至10月间,发生了一件“长虹事件”:高长虹原是鲁迅亲手扶植的一位进步作家,是狂飙社的主要成员。而这时反过来突然向鲁迅发难。这令作者十分气愤,最后决定予以反击。据《鲁迅日记》1926年11月21日所记:“寄漱园信并稿,附致小峰信。寄春台及墨卿信,雪村信,附启事稿。”这里的启事稿,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鲁迅以此稿同时寄韦素园、李小峰、孙福熙、章锡琛,分别发表于《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刊物,后收入《华盖集续编》。在寄韦素园稿中,另有《范爱农》一篇。《范爱农》写于11月18日,从写作时间看,与这一事件及鲁迅当时的想法相吻合;从内容上看,文章记述了两人初识时的“误会”:“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
后来在故乡相见时,又回忆起当初的“看不起”,一是不满他带着“一双绣花的弓鞋”,一是在火车上做揖不终。另如后来所记的办刊物、要经费等情节,都不由人不产生联想。还有两点或可资佐证,一是文中说“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等,这些与高的攻击暗合;二是文中最后称引自己所作《哀范君三章》中的一首诗,而作者又说忘了中间的两句,原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包含着诀别之意。
至于作者采用这种阴晦手法的原因,我们也可从他的言论中找到一些印迹:
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慨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两地书·原信》一○六 十二月十二日)
近来只做了几篇付印的书的序跋,虽多牢骚,却有不少真话。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少爷们利用我,给我吃苦的事,讲一个大略,不过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
(《两地书·原信》八十九 十一月十八日 )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写在〈坟〉后面》11月14日)
当然这些可能并不是专对写作《范爱农》而言,却至少代表了鲁迅这一时期的写作动机。
③、《阿长与〈山海经〉》中,作者似乎对《山海经》情有独钟。而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将其归为“巫书”,可见他之所谓喜欢,可能是“别有用心”,我认为他反复强调“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或许另有所指。
3、折射现实生活中的细节
现实生活的种种琐事,往往勾起作者的回忆,反过来,在记述旧事中,也常常不自觉地折射出来。这种例子,《朝花夕拾》中随处可见。
如我们知道:章士钊笔名“秋桐”,在当时被称为“老虎总长”;而鲁迅在《狗·猫·鼠》中,讲述了老虎向猫学本领的故事;在《父亲的病》中,又特地对“梧桐叶”这个药引作了一番议论: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另如《五猖会》里有关梅姑庙考证和议论,也似乎另有所指。
特别是《藤野先生》中,对于无孔不入的蚊子、难吃的饭菜等细节,以及对东京的感受、对“日暮里”的记忆,我们更可以联系到现实生活。现摘引几段:
  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 (《两地书·原信》四十八 九月十二日 )
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但因为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两地书·原信》四十八 九月十四日) 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蚊子倒不多,大概是我在三层楼上之故;(《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九月二十日)
(在《两地书·原信》五十七、五十八 、六十七等章中也多次描述了蚂蚁的厉害。)
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两地书·原信》六十七 十月二十三日)
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厦门通信》九月二十三日)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我们把它回复到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下,妄测他的创作的初衷,我认为,还是在于批判复古思潮。
苗体君和窦春芳曾在《文史精华》撰文,向我们讲述了鲁迅与厦大的是是非非。其中讲到:鲁迅是应林语堂的邀请去厦大的,9月4日抵达。初到厦大,即印象不良。尤其是尊孔复古的办学思想,和依仗金钱,把教职员当做奴仆看待的做法,更让鲁迅不满。这一点,我们在《两地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此地四无人烟,……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两地书·原信》四十八 九月十四日)
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九月二十日)
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十月十六日)
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写作于9月18日,正是鲁迅初到厦大之时,一方面,他刚“换一个地方生活”,另一方面,他对这个新地方有了初步的认识。反映在文章中,诸如美女蛇传说,三味书屋的陈设,师生所读的古文等等,也都有当时现实的影子。
另外补充两点,一是《两地书·原信》六十五提到的周会。厦大每周四都要举行纪念周会,会上照例是《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这让鲁迅反感。在《琐记》中,作者曾对此作了讽刺。所以当他们请鲁迅作演说时,他即唱出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调子;二是关于“少读中国书”主义。其实,鲁迅在《青年必读书》(1925年2月10日)、《我的“籍”和“系”》( 1925年6月2日)、《十四年读经》(1925年11月18日)等多篇文章中,都已有论述,其主旨就是反对复古。

以上分析,有的可能过于坐实,有的也或者有些勉强,甚至牵强,正如作者所言,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但我觉得,把它们联系起来看,毕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