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个传说
——《阿长与〈山海经〉》关键词例析

鲁迅家的保姆——长妈妈，对鲁迅的童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几次出现在鲁迅的作品中，而《阿长与〈山海经〉》（以下简称“本文”）一文，则被认为是作者对她的专文回忆。该文现收入人教版八年级语文教材。

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相比，在对本文的整体把握上，似乎比较集中和一致，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和争论。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解读中，总感到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下面略举一、二：
一、习惯认为：“阿长是一个很不幸而又热望一生平安的劳动妇女”，“鲁迅先生对阿长是很怀念、感激的。”从文中所叙来看，引起作者对她产生“敬意”的原因，就是为自己买来了《山海经》一事，除此而外，则都叙写了阿长让人感到麻烦，觉得不满，以至令人憎恶的可笑、可憎的“劣迹”。按《教师用书》（以下简称“教参”）的说法，这是“欲扬先抑”。这固然不错，但作为作者特别亲近、感念的人物，我们相信阿长的“优秀事迹”绝不应仅此一端。因此，我们不禁疑问：既为专文怀人，无论是从事实上说，还是就写作上论，作者何以这样重“抑”轻“扬”呢？
二、在阿长许多“劣迹”中，有一桩是她讲“长毛”的故事。论篇幅，当属详写部分。对此，教参表述为：“阿长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却是民间文化的载体。”“至于阿长讲长毛，可见民间对长毛的传说，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于我们认识太平军不无裨益。”而教参另附了潘旭澜和季承权、黄政安的相关文章，或认为“表现了十足的愚昧和阿Q精神”，或认为“阿长是愚昧无知的……鲁迅也确实给予了含笑的批评。”这些解释，虽有所不同，但其实都着眼在一个问题上，即这一事例表现了阿长的什么特点，而不是在讨论它在文中的意义。试想：①阿长并非“学者”，作为一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拿这些“山寨版”的故事吓唬哄骗小孩，究属平常，算不得“大过”；②就算故事表现了阿长的无知，这与她买《山海经》并不构成对比。这样，所谓的“抑扬”就有点风马牛了；③与其他的劣迹相比，这倒在其次的，而对于自己伤害严重的，如谋害“隐鼠”等，只一笔带过，笔墨的轻重也有倒置之疑。可见，这一部分的作用，也着实让人费解。
三、本文叙写对《山海经》一书的兴趣由来，本是极平常的一个缘起，就是作为小孩对图书的偏爱。但文中却花了一大段，不但介绍了远房叔祖的怪诞，而且还列了不少“名目陌生”的书名。这对于写阿长买《山海经》也似乎是个累赘。
四、对阿长的称呼的来历，以及她的身世，本文在开头和结尾几次作了交代和强调，尤其是对她的身世，作者强调的是“不为人知”。按教参的解释，这“可见出身之低下”以及命运的“不幸”。我们姑且不论作者到底对她是否了解，但作者采取的办法不是隐去不提，而是一再强调不知，而只知她是一个“孤孀”，难道这只为突出她的不幸，而来反衬她的善良吗？我觉得也不尽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阎昌明先生在《鲁迅与陈西滢》一书中指出：“阅读鲁迅的杂文，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许多他讲述的人物和事情如果不是专门了解过，单从鲁迅杂文中找答案，的确不甚了了，即使对事件的背景和线索有一定了解，但对鲁迅信手拈来式的讽刺文字，或引文或议事的片言只语式的论战方法，也非得有相应的注解才能明了。”事实上，不光是他的杂文，读他的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觉得在解读他的作品时，不妨也从作家创造的视角，认识其在创作时特定的时代、环境和事件，并联系相关的作品进行探讨。 基于以上的认识，下面我们具体选取本文中的几个关键词，试作例析。
一、切切察察 鲁迅先生在 “贬”阿长时，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最讨厌的是她“常喜欢切切察察”。“切切察察”本是一个拟声词，这里借指在背地里说人长短，也包括散布流言，搬弄是非。对此，作者进一步描写道：“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十分形象。鲁迅先生把“切切察察”列为最讨厌的首因，是有道理的。
如钱理群教授所言，在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中，鲁迅先生的大部分文章都与这一事件密切相关，尤其是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战。阎昌明先生在《鲁迅与陈西滢·“关键词”的出处与反证》一节中指出：“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的一些‘关键词’大都出自陈西滢的文章，反被鲁迅引用，以为还击的武器。……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流言’是一个被鲁迅反复引用的词语。这个词在陈西滢的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挑起论战的第一篇‘闲话’——《粉刷毛厕》中。”陈西滢在文中含沙射影，诬称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并假意说：“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里所说的“宣言”，即指鲁迅和马裕藻等人在《京报》上发表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在此后的论战中，陈西滢等人不惜用大量笔墨，不断地对鲁迅进行攻击。1926年1月30日，他与徐志摩以通信的形式，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攻周专号”，在鲁迅来说，无异于又一个“元旦辟头的磨难”。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人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就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这样是下流。”
其实，有关女师大风潮的这段公案，事实是很清楚的。鲁迅以光明磊落立于现代文坛，“流言”对他的刺激可想而知。因此，鲁迅在论战的多篇文章中，反复对“流言”加以反击。有人曾作过统计，在鲁迅的杂文中，“流言”一词就出现60处。
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
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
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并非闲话》）
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我的“籍”和“系”》）
即如女师大风潮，西滢先生就听到关于我们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样的“流言”，是那几个“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者所造。（《并非闲话（二）》）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 并非闲话（三）》）
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不是信》）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无花的蔷薇》）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流言”给鲁迅先生造成的伤害之深，也同时见出他对“流言”以及流言的施放者的痛恨。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本文直言不讳地表示对阿长喜欢“切切察察”的讨厌，其实正说明了他对“流言”的态度。联系起来看，实在耐人寻味。
二、神力　本文中，“神力”一词出现有两处，一处是在阿长讲长毛故事后，一处则是在阿长为我买来《山海经》后。教参对“神力”作了专门的解说：“神力，神奇之力。本文两处说‘伟大的神力’，都是儿时的感觉，鲁迅现在这样写，前一处有调侃的意味，后一处则有称颂的意味。”
先看第一处。调侃，意即嘲弄。那是什么事情，作者要加以嘲弄呢？我们来看看原文：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
教参说这是作者“儿时的感觉”。难以想象：一个儿童听了“美女蛇”的故事，即产生了“做人之险”的人生感慨；同样，小孩听“山寨”故事，就能悟出它的荒唐？换句话说，这显然是作者“现时的眼光”。问题是，无论阿长是无知也好，吹牛也罢，作者何至于去和这么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过不去”，以至于加以嘲弄呢？
1925年，上海暴发了“五卅运动”。事件发生后，陈源接连发表了《五卅运动》、《干着急》、《多数与少数》、《智识阶级》等文章。他在文中，一方面表示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也对执政府的黑暗和腐败作了严正的批判；另一方面，反对学生赤手空拳地与军警搏斗，认为“真不值得”。可见，在上述方面，他与鲁迅的思想不无相通之处。在“宣战”问题上，陈源宣称：“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多数与少数》）因而主张，“不妨据理力争”，“尽可理直气壮与他评一评理”，这样，“英国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仔细想想，这种观点，很有一点象阿长说的“脱下裤子，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一样的可笑、荒唐。这或许就是鲁迅嘲弄阿长的意图所在。
在讽刺甲时，顺便刺一下乙，也是鲁迅在写作时的常用方法。这里，我们再引一段史料：“杨氏出言荒谬，有如村媪，如前孙中山先生来京时，同学皆主张欢迎，杨禁止曰：‘孙为国民党，主张共产共妻者，若随波逐流，将来女界大受其影响。’”（《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女师大风潮纪事》晚愚）很明显，杨荫榆对一个人所共知事实的认知，竟然如此漠视和糊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则确与村媪无异。
第二处的“神力”，下文还要论及。
三、惹 惹，本义为招引，引起，且多指不好的事情。而本文则说“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让自己对读书产生兴趣，本是叔祖的“功劳”，而这里反说是“惹”，于情理不通。鲁迅先生曾说过：“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 ”（《两地书·原信》二十四 ）这里，我认为此处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众所周知，在女师大风潮中，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不但支持和参与了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而且还以“结合党徒，附合女生”“违法抗令”等罪名，呈文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佥事”一职。同时，章士钊还是《甲寅》派的代表。因此，鲁迅与章士钊之间的斗争，除了在女师大事件上的抗争外，主要还是对封建复古思潮的抨击。本文中，作者说“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接着列出不少名目很生的书。我认为这同样是有所针对的。请看：
陈西滢《做学问的工具》曾吹捧道：“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我是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房，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对此，鲁迅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讽刺道“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现在呢，想来一定更多的了。”
其二，鲁迅曾说自己作文“好作短文，好用反语”。在本文中，作者似乎对《山海经》情有独钟。而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将其归为“巫书”，作者的这一观点，好恶立判，联系本文中对书的粗拙的强调，那他所说的“新的敬意”“神力”“宝书”等应属为“反语”。我认为就是对所谓的国粹假古董的讽刺。
其三，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提到了他与徐志摩发生纠葛的一件往事。《语丝》1924年12月1日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花》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还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把诗人的主观感受渲染到了神秘的程度。对此，鲁迅在《语丝》第五期发表《“音乐”？》一文，加以嘲讽。波德莱尔被称为现代派的鼻祖，“从恶中抽出美”的另类美学观和反讽手法的运用，备受人们推崇。而本文中以叔祖太太的一句咒骂，信手拈来，看似无意的一笔，其实又是他的顺便一刺的手段，同时也佐证了此处的反讽意味。
四、孤孀 杨荫榆，是鲁迅先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直接交锋的人物之一。房向东在《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中谈到：杨荫榆虽然留过学，接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但她在女师大中，所推行的依然是极富封建色彩的奴化教育，鼓吹“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有关女师大风潮的原始史料”所载，杨荫榆到女师大后，一方面秉承章士钊“整顿学风”的旨意，订立了许多繁琐的“规矩”，另一方面，在实际处事时，又将这些规矩置之脑后，自己带头“违规操作”。以亲疏处理学生，就是风潮发动的最初动因之一。鲁迅在文中，把它比喻为“鬼打墙”，把这类人斥之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和“寡妇主义”。而就是这“寡妇主义”，后来被一些人认为是带有人身攻击的成分，因而招致了非难。说人“孤孀”，确有“骂”的意味，即使亲近如阿长者，强调她的不幸，也不一定非要拿她“孤孀”身世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如果是借以针对杨荫榆，鲁迅的言语未免有点刻薄。按房向东先生的说法，一是作者的这种感受郁积已久，二是如鲁迅自陈，他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即为就事论事，即使是牛荫榆、马荫榆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综观鲁迅的作品可以发现，“虽然鲁迅在争论时，往往难免措词激烈，意见尖锐，有时甚至颇带意气、情绪”，但“历史的事实是，鲁迅往往是被动的被人攻击者多，他几乎从未先施以恶意。围剿来了，当然要反抗，于是结仇，于是沸沸扬扬。对先生恶意损之者有之，造谣中伤者有之，有的干脆讲理不行，骂语相讥，很失儒生的雅态。而翻看鲁迅的文章，……尖刻是有的，但却是庄重的思考，不去顾个人得失。相反，有些攻击鲁迅的人，则变态乃至偏至一极。不看这些反对的文章，真无法懂得，鲁迅何以嫉恶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被亵渎的鲁迅·序》孙郁）

也许，有人会觉得上述的分析失之牵强。但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来诉痛苦的。 ”（《碰壁”之后》） 同样，鲁迅那时“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处于与现代评论派鏖战的阶段，作者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沉浸到“温韾”的回忆中，去创作一些供“供雅人摩挲”的性灵文章。当然，“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