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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 - 2 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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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旧时代里不简单的母亲》图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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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幼年在故乡家塾读书,1904年随兄到上海,先后进梅溪学堂、澄衷学堂,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农科,1912年转文学院,修哲学、文学。1915年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是杜威。从此一生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1916年开始与在美同学讨沦白话文,最后写成《文学改良当议》,1917年1月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倡白话文的论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产生重大影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1920年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五四运动以后,思想逐渐趋于保守。1928年受聘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31年回北大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抗战期间一直担任驻美大使。1946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到美国,次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馆长。1958年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为欢迎新院士举行的酒会迎新院士举行的酒会结束时,因猝发心脏病逝世。
                   
                        胡适的父亲——胡传
  文化大师胡适的父亲,大号胡铁花。这当然不是古龙笔下的武侠名人、楚留香的好友胡铁花,而是中过秀才、当过知州的胡铁花。胡适的父亲本名胡传,铁花是他的字。他最后的官职是台东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在清朝的台湾,这个官职不算小,但他更闻名于世的是诗才。胡适曾谦逊自己不会写诗,《尝试集》那类白话诗也确不以文采见长。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

胡传像
  我读过他的一些诗,奔驰、狂放而富有生气——“仰视飞云天外起,酒酣愁听大风歌”,在万马齐喑的晚清,应该是踔厉飞扬的。然而,在胡适绚烂的文学冠冕上,我们找不到他父亲的名字。胡传不甘心做个文人,他前往京师寻找报国机会,又怀揣一封介绍书,走了四十二天,到达冰天雪地的吉林,面见钦差大臣吴大徵,要求随大清使节去解决中俄边界纠纷。吴大徵好奇地接纳了这个少年。据说,吴大徵曾称赞胡传有治省之才,这也许是胡适的一家之言,但胡传却的确是个称职的地方官。当时台湾刚刚建省,在朝廷大臣心目中是个瘴疠蛮荒的苦地方。胡铁花却主动请缨,离开怀孕待产的妻子,来不及看一眼新生爱子,就踏上了茫茫海路。   胡传到达台湾的时候,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改革,已经人去政亡。东海危机乌云般翻卷在上空,到处是不安谧的波涛。胡传穷尽心血写下了第一部《全台兵备志》。他一定又像勘察中俄边境那样,走进了台湾岛的森林、山峡、海口,踏遍了郑成功时代的城垛和荷兰人留下的赤莰城。“华严世界,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然而在王朝末日,这只是一个文人的梦想。   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打响,胡传征募兵勇、守卫台东,但他的剑还未出鞘,就被光绪皇帝割让台湾的诏书冻住了。皇帝下旨:所有在台官员一律内渡,将台湾交接日本。胡传拒绝奉旨,做了封建文人最大的反抗。他四处奔走,募兵保台,又徒步行走到台南,衣衫褴缕,面见黑旗军老将刘永福,以书生之身要求参战。我想,胡适身上那打破千年文字八股的躁动血液,就流动在他父亲喷薄的脉管中。   胡传病倒了,被刘永福护送回到厦门,几天后死于时疫。那是日军攻占八卦山的第二天。作为《全台兵备志》的作者,他应该是最知道八卦山对台南战略意义的人。与其说他死于时疫,不如说他死于台湾陷落的可怕命运。据说,胡传的家乡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传奇,也许战死是胡传最美丽的神话。他壮硕的身躯,停歇在南国的红色土地上,仿佛关于历史和未来的无字之书。我注意到,胡适出生在1891年12月,他的父亲忧愤死于厦门时,应该只有三岁零几个月。而他的母亲,则是二十三岁的妙龄少妇。遥想娇妻幼子倚门而望,胡传眼中一定涌满坚硬如冰的泪水。那是失意诗人的泪水,是丧失国土的官员的泪水,更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泪水。   胡传内渡的船只,是台湾海峡封锁前的最后船队。海面上惊慌的海鸥,哀鸣的白鹭,还有哭泣流离的人群,曾带给诗人怎样的哀愁?暴风雨的四周是万籁俱静的深夜,黑黢黢的潮湿的夜空中,传来海浪亘古不屈的呼啸。然而,诗人胡传已经不能动笔了,黑暗的午夜里,他躺倒在厦门的风浪声中。   胡适动笔写下《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他的父亲。当书生报国成为南柯一梦,文学就不得不站起来,拯救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倔强的坚韧,坚韧中也有淡淡的悲哀。胡传去世六十多年,他的儿子胡适终于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父亲的精魂守护在这里,激动的胡适无法克制血脉贲张,几年后骤然辞世。   父子两人的生命,都在台湾画上了奇特的圆。这也许只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