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欣赏
——导读
惠安三中高二组 heqingkun
话剧的产生
在宋代城市的大众娱乐场所“瓦肆”中，有一种以讲故事、说笑话为主的活动，即“说话”。“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四家中，小说、讲史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实际上在宋代城市的大众娱乐场所“瓦肆”中，有一种以讲故事、说笑话为主的活动，即“说话”。“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讲史、说经、就包括了宋代的小说与讲史这两种。
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
祥子的支撑点
宋代小说话本主要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
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
话本小说的基本体制:
题目
入话（相对独立）
正话(正题、正传)
篇尾（独立于故事之外）
关于三言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
其中的作品大部分是宋元旧本或明代话本，少数是冯梦龙的拟作。
关于作者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别号龙子犹、茂苑野史、墨憨斋主人、姑苏词奴、顾曲散人等。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书香门第出身，少有才气，狂放不羁，一生功名不顺，57岁补为贡生，61岁任福建寿宁知县，4年秩满归乡。曾参与抗清宣传，后忧愤而死。
冯梦龙长在商业经济活跃的苏州，非常熟悉市民生活，思想上又受李贽影响，是晚明主情、尚真、世俗文学思潮代表，一代通俗文学大家。  他搜集、整理、编撰的通俗文学作品涉及白话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民歌、散曲、传奇等各个方面，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 “三言”。
冯梦龙的文学思想：
1）强调文学应表现真情。
《山歌》《挂枝儿》：“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认为民歌是《诗经》的嫡传,在文人创作走向僵化的当今，大力提倡民歌及民间创作才是“惟时所适”之举。
2）与“礼教”对立的“情教”观。
《情史类略》：“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六经皆以情教也”.“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必勉强,从至情上做必真切.”
3）提倡通俗。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古今小说•序》）相反，那些“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辞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序》）  认为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喻世明言•序》）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明者,取其可以道（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喻世明言•序》）
2、“三言”： 三部小说集《喻世明言》（旧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总称，每集40篇，共120篇。
“三言”几乎收集了宋、元、明三代较优秀的白话短篇，包括旧本汇集和新著创作。宋元旧作约占1/3，明代新作约2/3。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  “三言”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都程度不同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
冯梦龙对“三言”的工作：
统一体例，改订各篇题目。（本是各处成篇，改后如长篇小说的回目）
润饰文字。（接近书面语）
对作品的文字、情节、主题思想进行再加工创造。（主题增多、细节和心理描写增多）
补充：凌濛初与“二拍”
1、凌濛初，别号空观主人，乌程（浙江吴兴）人，18岁补廪膳生。科举不利，转而著述。55岁任上海县丞，因功拔为徐州判官。崇祯17年，李自成部进逼徐州，他忧愤而死。
2、“二拍”：是凌著“拟话本” 《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简称“二拍”。崇祯初刊行，每集40篇，一篇重刻，一篇杂剧，故实有小说78篇。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独创的长篇白话小说——《金瓶梅》。也是第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线的长篇小说。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独创的短篇白话小说集——“二拍”
3、《今古奇观》：明末“姑苏抱瓮老人”编，选“三言”、“二拍” 佳作40篇，民间流传较广。人独创的短篇白话小说集——“二拍”。
“三言”内容摘要：
冯梦龙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此种独特的思想形式直接促成了“三言”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中和之美。主要体现在：“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情感形式和中和的叙事结构形式两方面，之所以如此，是冯梦龙企图通过儒雅与情俗之间的调适，来达到其“情教”的目的。
从“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思想极为复杂，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分辨出其思想的总体结构形式，这便是：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三言”即是冯梦龙那种思想形式下的独具特色的小说艺术形式，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儒雅与世俗互摄互涵的中和审美形式，这具体体现在“三言”的审美情感形式，叙事结构模式等诸方面。
一、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调适
他在对通俗文艺的整理与编辑的创作中本着坚持发扬儒学的基本精神，并包容其它文化思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所提倡宣扬的儒学精神是先秦的儒学精神，这里也包含了一些释、道思想，而不是宋明之际提倡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  冯梦龙就是借“三言”等通俗文学的创作让死气沉沉的晚明儒学生动起来，活泼起来。
具体到冯梦龙的“三言”，其在思想上主要体现为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及整个儒家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总原则，在儒学体系中“仁”是总体的道德内容，“礼”是总体的道德规范，二者构成了儒学的总纲。如“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有子曰：‘孔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中庸之道”在艺术上具体表现为“中和之美”。
， 在“三言”这个白话短篇小说领域中垦拓出一片“中和之美”的艺术天地。我们不难看出，他编辑、整理“三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喻世”、“警世”、“醒世”唤醒世人改变世风。
另外，冯梦龙特别重视小说中描写的“男女之情”，他在《情史叙》中提出“情始于男女”，“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只要加以正确导引，可使它“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以达到“情教”的目的，产生像《六经》一样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理论上反对在小说中描写色彩内容。《醒世恒言序》云：“若夫淫谭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冯梦龙在当时淫风特盛的晚明文坛发表这样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调适的结果。这一立场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三言”的情感形式
“三言”在总体的情感形式上呈现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形式，在“三言”中我们看不到纯粹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情感表达上通过悲喜交织，让悲喜趋向中和。通过这种情感形式使人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又不至于使人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刺激。这主要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的。“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
《杨思温燕山逢故夫》是个悲剧。爱情的离合悲欢被嵌入国破家亡的大框架中。杨思温只是陪衬人物，他因靖康事变，流落燕山，而对燕山元宵灯市，“情绪索然”初露悲剧倪端。遇见嫂子郑义娘，后者的遭遇加深了悲剧性。韩思厚出使金国，在秦楼题写吊妻词。杨韩晤面义娘丈夫韩思厚叙说与义娘生死离别境况，追寻义娘遗骨，得遇义娘鬼魂。义娘说：“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愈见悲凉，但夫妇（人鬼）相见，相约决不辜负对方。悲中透出几分喜气。义娘虽死，而鬼魂时隐时现。以“喜”淡化悲剧性。韩背叛义娘，娶妻刘氏，义娘遭遇更令人同情，悲剧性得到强化。但紧接着魂附刘氏，揪骂韩思厚，在悲剧中掺入喜剧因素。最后义娘鬼魂把韩郑二人拽入水中，则稍快人心。无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还是小说中的悲剧气氛，都未达到惨痛的地步，读者的心理也趋于平衡。
祥子的负担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都是爱情悲剧，前者写李甲与杜十娘的相爱过程，颇具喜剧色彩，直到高潮李甲才露嫌弃之心，且将她卖给孙富，杜十娘怒斥孙、李，抱匣沉江而死，悲剧始得完成，整篇小说悲愤而不低沉，女主人公虽沉江身亡，却在道义上获得胜利，李甲郁成狂疾，孙富奄奄而终，反面人物得到应有下场。悲剧性得到缓解中和。后者写王娇鸾与周廷章相爱，诗词酬答，全无一点悲剧痕迹。近结尾处，周廷章变心，王娇鸾自缢，悲剧仿佛在刹那间形成，由原初的郎情妾意突变为负心他求。但最终一顿乱棒打死周廷章，正义战胜了邪恶，悲剧性又得以缓解。
“三言”的此种情感形式，与当时的市民文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是古今一切文艺的最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文艺创作家往往虽看不起他们，但他自己的作品之能传布与保存还靠这无名的大众。”而“常人犹爱以‘人性’附与万物，诗人，小孩，初民，这些十足的常人都相信‘花能解语’，‘西风在树林里叹息’”。也就是说冯梦龙为了更好的达到“情教”的目的，必须尊重广大市民（常人）的审美习惯，接受心理。儒雅与情俗的内在调适在冯梦龙那里成为必然。
三、中和——“三言”的叙事结构形式
“三言”的叙事结构缺乏像西方小说那样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平和冲淡的结构形式。此种结构形式主要是通过让人物性格带上软弱性，局限性，当情节发展到严峻关头，以“中庸”、“中和”来冲淡缓解的方式来实现。这或多或少减轻了作品批判的锋芒与力度。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与三巧儿天作之合，感情笃厚，过了几年幸福的夫妻生活。小说在此呈现出一种和谐美满的气氛，但由于蒋兴哥出门逾期未归，三巧儿寂寞难耐，又加以薛婆和陈商的引诱、挑逗，终于背叛与蒋的誓言与陈发生奸情，并将蒋兴哥所赠的传家之宝珍珠衫赠与陈商。后被蒋兴哥发觉，一纸休书将三巧儿送回娘家。情节发展到这里，似乎蒋兴哥与三巧儿的感情完全割绝，但是峰回路转，三巧儿被迫无奈嫁与吴杰进士做妾，蒋兴哥在吴杰所任县内因人命官司而受审。最终三巧儿与蒋兴哥久别重逢，抱头痛哭。当吴杰县主看出他们不是兄弟，而是夫妻时，让三巧儿重回蒋兴哥的身边。整个故事的发展呈现出平和的迹象。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与三巧儿天作之合，感情笃厚，过了几年幸福的夫妻生活。小说在此呈现出一种和谐美满的气氛，但由于蒋兴哥出门逾期未归，三巧儿寂寞难耐，又加以薛婆和陈商的引诱、挑逗，终于背叛与蒋的誓言与陈发生奸情，并将蒋兴哥所赠的传家之宝珍珠衫赠与陈商。后被蒋兴哥发觉，一纸休书将三巧儿送回娘家。情节发展到这里，似乎蒋兴哥与三巧儿的感情完全割绝，但是峰回路转，三巧儿被迫无奈嫁与吴杰进士做妾，蒋兴哥在吴杰所任县内因人命官司而受审。最终三巧儿与蒋兴哥久别重逢，抱头痛哭。当吴杰县主看出他们不是兄弟，而是夫妻时，让三巧儿重回蒋兴哥的身边。整个故事的发展呈现出平和的迹象。
《陈可常端阳仙化》吴七郡王的婢女新荷与人私通怀孕，受吴唆使，新荷诬陷和尚陈可常与她有染。陈可常被押至府衙，屈打成招，后真相大白。按照生活逻辑，必有一番抗挣，辩诬风波。但在“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制约下，作品安排陈可常不作任何的辩解，反而赋词说：“前生欠他债负”，坐化圆寂，以妥协求得和谐、宁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莫稽恩将仇报，中举后将金玉奴推入江中欲淹死之，金玉奴被官员许德厚救起 ，认作女儿，入赘莫稽。“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在此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构思，对如此负心险恶之人竟然只安排了一顿篱竹细棒的痛打和“千薄幸，万薄幸”的一顿臭骂，便和好“比前加倍”。冲突的调和，使一出正剧或悲剧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还有一种形式，即悲剧主人公既有痛苦遭遇，又有幸福结局，二者矛盾统一，中和平衡。
《玉堂春落难遇夫》中玉堂春与王景隆有段欢乐光阴，不久离散，玉堂春被鸨儿骗卖，身陷囹圄，几乎惨死，但结局为两人团聚。《乐小官团圆破毡笠》，《范鳅儿双镜重圆》等篇男女主人公历尽磨难，终于团圆。痛苦、灾难，悲剧性的遭遇，在叙事结构上用喜剧性的结尾来冲淡。作品遵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典型地体现了儒家：“中和之美”的美学理想。
“三言”的“中和之美”的艺术形式是冯梦龙在晚明对当时文坛的一种匡正与革新，为通俗世情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从单纯的伦理说教或色情描写中走出，成为一部儒雅与情俗，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高度融合的杰作，在中国小说史上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再见
祥子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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