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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2 - 10 游褒禅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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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  2016-02

《游褒禅山记》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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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游褒禅山记》品读赏析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游记,其实是借题发挥的议论文。本文的最大特点是记叙、议论相结合,记叙为议论服务。

  作者先记叙了自己游山洞的经历。山洞“深”、“难”、“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随之而出,所以不能“极夫游之乐”。接着,作者转入议论,“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样就把人分成两类,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崎岖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游览爬山,也适用于一切工作。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仰慕孔孟,立志高远。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寻险远之处的奇伟瑰怪吗?当然,王安石深知,欲达险远,首先需要立志,这是主观条件。没有远大志向就永远到达不了“险远”。王安石有这个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要经世致用,这个愿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里讲得清清楚楚。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恒,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否则,也不能到达“险远”。在此基础上,自身还要有足够的力量。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讲,这个“力”是德、才、学、识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体现。以上三个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备的条件,可谓内部条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处,如果“无物以相之”,也不能到达。这里的“物以相之”指什么?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时是就开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试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阻挠。改革如果没有最高权利──皇帝的·评论·赏析语文人生 ·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怀疑者、攻击者纷纷而至的时候,关键就看皇帝的态度了。王安石对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当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后,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或者说,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变法改革。年仅20岁的宋神宗继位后,想有所作为,他重用王安石。于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论述了宋仁宗执政四十多年的种种弊病,指出了歌舞升平的背后存在的严重危机。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 “熙宁变法”。神宗死后,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大权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对变法早就不满了,她执政后,起用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于是变法失败。相之之“物”,还包括一支高素质的官员队伍。王安石非常重视人才,可以说他是一个“人才决定论者”。他笃信“有治人,无治法”。要想振兴宋朝,必须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胜任朝廷重托的各级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八字纲领。但由于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宁变法在缺少一支精干的官员队伍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了。由此看来,“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林纾评析《游褒禅山记》时说道:“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所谓‘无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尽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须人以助。武灵王行新法,有肥义诸人相之;公不得韩、富为之相,专恃吕惠卿、李定辈,无济也。‘于人可讥’,则指同时指斥新法者;‘在己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尽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强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林纾的此番分析可谓“此言得之”。

  令读者费解的是,王安石针对“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否游离于主题之外呢?是否对上段议论有所冲淡呢?细细琢磨,作者把这一小段放在大段议论之后写是有深意的。“仆碑”虽“仆”,毕竟是“碑”,但“其文漫灭”,谬种流传,不得识其真面目。学者不应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应追根溯源,求其本质。王安石变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危险,中国向来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一旦变法失败,王安石能否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呢?王安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有人称王安石为“奸人”吗?王安石壮志未酬,他成了后世毁誉交织、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盖棺难定论的人物。仇视王安石的人极尽诬蔑栽赃之能事,欲“漫灭其文”。由此看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这是多么令人惊心的话语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生。

  后人评价此文说:“逸兴满眼,而余旨不绝。”(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宋大家王文公文钞》卷八)“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语)“用笔最折。”(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三十)这些论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层含义,可谓王安石的“知音”。  

第二篇:

《游褒禅山记》赏析
  
 编辑整理
      《游褒禅山记》是以借游山探洞为题,阐述治学之道。它是以议论为主、记游为次,通过记游进行说理的优秀散文。

  王安石这次游褒禅山,因未能穷究山洞奇险之景,“不得极夫游之乐”败兴而归。然而他在自我引咎追悔、反复思辩中,深刻地领悟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道理,并由此对治学之道进行深入的思考。

  先叙后议,结构严谨自然。文章从介绍褒禅山得名之由落笔,既而简要地叙述了华山前洞和后洞的概况,然后通过详细地描写他们进入幽暗深邃的后洞的经过写出了作者“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真切感受,真可谓一语双关,既是对游洞实景实情的描写,也是对全文中心议题的表示。接着,作者又用入洞越深,记游者越少的事实来强化自己的切身感受,慨叹自己在“力尚足以入、火尚以明”的情况下,却随着人群畏难退缩、半途而废,乃至追悔莫及的惆怅之情。文章从客观上的记叙向主观的议论逐渐自然过渡,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上下文一气呵成,显得气势流畅。

  前呼后应,议论层层相关。文章围绕着“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这个中心议题逐层展开,文意由叙探洞转向议治学。作者学习古人求思之深,故“往往有得”的治学精神,认识到在客观条件许可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树立雄心壮志,才会不避险远、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勇往直前,最终必定能取得奇伟、瑰怪、不同凡响的成就。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决不会因为遭到他人的讥讽而后悔。文章紧紧扣住“深”“难”“奇”三字,从志向、力量、物质条件三方面,进行游洞和治学二者间的相互比拟,由实而虚,因事明理;触类旁通,融叙事与议论为一体。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从消极悔恨到积极反省、从感到不尽兴变为有所得的思想情绪的变化。

  在游山途中,一块字迹模糊而仆倒在地的碑石,竟引起了王安石极大的兴趣,他从碑石上“花山”二字考证出当时人们把“华山”的“华”,读作“华实”的“华”是错误的。并且由此联想到因为古代文献资料的不足,在治学过程中,常常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于是他强调指出:治学中应具有“深思而慎取”的态度。作者借残碑议治学,以小喻大,首尾贯通;不仅加深了文章议论的深度,更表现出作者严谨的章法和奇妙的构思。
这篇游记语言凝炼且富有逻辑性,准确而概括地表达了文章曲折深奥的哲理。
 
  (选自《文言文释译与赏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