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谈解读作品的深层结构
——主要以《祝福》为例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第二中学 董成亮

深层结构分析的客观基础是作品本身的内容关系，而内容之间得以发生某种关系，其前提是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种联系了作品所有内容而使其共在的，笔者称之为情境。
《孔乙己》的情境是“酒事”。作者正是用一个酒字联系起了文本中所有的人和事。卖酒与喝酒、站喝与坐喝，全在“酒事”中。
《诗·卫风·氓》的情境是“交往”。氓与女是交往的双方，“总角之宴”、青春之恋与结婚成家是交往的三个阶段。
朱自清《荷塘月色》的情境是“赏景”。人与景同在“赏景”中，眼前之景与神思之景因赏景而依次展现。
就像语境对于语词的组合关系具有选择作用一样，情境对于内容的组合关系也具有类似的作用。
例如，当我们对《孔乙己》的内容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将其情境标示为“酒事”之后，就将以“酒事”为视点观照各色人等，分析其组成。发现按照他们在“酒事”这“一出戏”中所“扮演”的“角色”类型，可以作二次分类。第一次按商业关系可划分为卖酒者与喝酒者。第二次按阶级关系，卖酒者又可分为掌柜与伙计；喝酒者还可分为穿长衫坐喝、穿短衣站喝和穿长衫却站喝三类。这就从整体上构成了以酒为核心的轴心式结构，清楚地显示出内容要素间的关系是两极对立。在这个格局中，孔乙己成了多余人。而孔乙己的人生遭遇，则是理想与现实在坐喝与站喝上的错位与悖逆的过程。
从上例可以看出，由于情境的这种选择作用，一旦有了切合的标示，结构分析便有了明确的界域。这就避免了分析的盲目性，使接下来的分析有路可循。
准确把握作品的“情境”，其必要性固然在于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是结构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其迫切性却在于作品解读的现状了：那就是一般对于文本内容的整体性认识，不是容易流于宽泛，就是容易流于偏狭，甚或两错兼犯。
例如，《诗经·卫风·氓》，一般定位于“弃妇诗”，以此看待“氓之蚩蚩”与“尔卜尔筮”，就成了一种欺骗，而“氓”的其他表现也都是负心之举。这就流于偏狭，罔顾了“氓”“女”二人的身份地位以及长期交往经历中的对等关系。把一首具有厚实内容与深刻启迪的作品简单地做了某种观念的图解。
再如，对于朱自清《荷塘月色》的内容属性，一般的认为是“写景抒情”。这首先是过于宽泛，因为“写景抒情”就通常的说法而言，也有见景生情、缘情写景、借景抒情三种。然后认为行文过于枝蔓，最好只保留三至五段，其他大部可以删去，就又滑入了偏狭——以“借景抒情”要求文本了。文章某些段落在选入教材时曾长期被删，一般教学时也只把三至五段作为重点，就是这种见解的反映。其实这是一篇典型的赏景遣怀的美文，真切地表现了作家的审美个性，并完整地展现出赏景的审美过程。是我们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不可多得的范本。它的每一个段落都是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可以随意删除的。
那么，如何避免宽泛与偏狭，准确地把握文本的内容属性，也就是确认情境呢？
首先要认识情境的特性，它是对于文本内容属性的整体性把握。所谓“整体性”，就是对于文本的所有内容都是周延的。换言之，文本的内容无一不在情境之中，如有例外，则只能说明概括不准，必须重新把握标示。
其次，要清楚情境的形态。作为作品所有内容结构上的纽带，情境是共在的事件，而不是共有的内涵。
再次，要注意文本中（包括标题）的某些词语与具体内容特别是主要场景或事件的关联。一旦发现联系紧密，便是寻找合适事件（情境）标示的线索。
下面，笔者以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为例具体说明。
先要将文本从头至尾浏览一遍，以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
一遍看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发觉，“祝福”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文题是“祝福”，首尾写“祝福”，中间几次写到“祝福”；但也有不是写“祝福”的。
显然“祝福”是全文的一个主要内容，但它又不足以涵盖全文所有的人和事，因而不宜作为全文的情境。不过由于它与其他内容关系密切，可以考虑作为寻找情境的线索。
要把“祝福”作为寻找情境的线索，就要回到“祝福”本身，弄清它与文本其他内容的内在联系。
关于“祝福”，文本有如下的表述：“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看来“祝福”就是向神求福，不过所求的是得福的运气。至于“福”的具体内容，民间将“福、禄、寿、喜、财”并提，又有“五福临门”的说法，则“福”应包括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项。其中第一项与第五项似乎是人所难以把握的，“好德”也是与生俱来，能够让人追而求之的就主要是富贵与康宁了，而富贵，这才是一般人梦寐以求的。
作为凡人，这种向天神的求福，是要回到人间去实现的。
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带着问题将目光再一次投向文本，就会发现，作品正是这样安排了内容的。一方面，它叙写了作为祭祀的祝福；而另一方面，又以大部分篇幅向我们展现了现实的求福。
婆婆的求福。婆婆把丧夫的祥林嫂卖到深山野墺，得了一笔可观的钱财。靠这给小儿子娶了媳妇，还有了不少的盈余。
大伯的求福。大伯让丧子的祥林嫂净身出户，占了她的全部家产，连同她在贺家置的所有衣物。
卫老婆子的求福。作为中人的卫老婆子，一面介绍祥林嫂到鲁家做工，一面又伙同婆婆将她抢走。这无疑是三头得好处。
四叔的求福。四叔的求福最全面。他花最少的工钱雇佣最能干的女工，还省了忙时雇短工的花费。一旦这女工不怎么能干了，就把她扫地出门。这里，省钱也就是赚钱。另外，四叔捐监生是为了做官得俸禄，朱拓的大寿字则表明了他对“长寿”的追求。
柳妈们的求福。柳妈及鲁镇闲人们在阿毛的故事及祥林嫂的伤疤中找到了精神上的享用。他们或陪哭或讥嘲或捉弄，都是为了获得一时的快意。这大致可以归入“喜”的范畴。
祥林嫂的求福。祥林嫂两次到鲁家做工，都是为了求得一个平安的生活；捐门槛是为了死后的安宁。
“我”的求福。叙述人“我”时近年关回到鲁镇是为了感受祝福的喜庆和久违的乡情。他急来急去是因为与四叔不合以及见闻了祥林嫂的惨死，想要远祸趋福——去赶福兴楼鱼翅的口福了。
祥林、贺老六、阿毛也在求福中。他们的生死客观上都成了或人或己求福的条件和机运。
总之，文中所有的事都与求福相关，所有的人也都在求福中。因而“求福”就是全文的情境。
从上面确认情境的过程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梳理文本内容，异中见同的过程。这个过程用哲学语言表示就是寻找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如用数学术语形容，也可以叫它求取最大公约数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分析的本质在于求异。这是基于比较的。要比较就得先找到可比性。可比性是同一的。作为文学，同一的可比性不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笔者认定它就是公共事件，也就有点“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味道了。
当我们认定“求福”就是全文的情境后，就应以“求福”为视点观照所有内容，思维也就由求同转向求异了。
这里有三个维度可供分析。
第一个维度，事类的维度。就是同是求福之事，依它们的不同，可以分作几种类型。
有祭祀的祝福与现实的求福两类。
先看祭祀的祝福。祭祀的祝福已有了准宗教的性质。从“迎接福神”看，它有了信奉的神灵；从“致敬尽礼”看，又有了礼仪的定规和宗教式的虔敬。而“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则告诉我们，这种痴迷的普遍与恒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祝福又是有身份和财产限制的，“拜的只限于男人”“只要买得起福礼”表明，并非人人都能“年年如此”。像祥林嫂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拜求甚至是连帮忙都不准参与的。这里，对“福”的普遍恒久的痴迷与祝福的实际上的不能普遍恒久便形成了悖反。这会导致强者有福愈能祝福，弱者寡福反难祝福的不平。根本问题就是这种福文化缺乏对弱者的人文关怀，多了些“福利”，少了些悲悯，有点见福不见爱的味道。
再看现实的求福。人们把祥林嫂的噩运当作自己求福的机运，唯福是求而损人求福，没有了对于弱者的起码同情。最有福的四叔最能祝福也最能求福，而最需要福的祥林嫂却无缘祝福更无法求福，最后倒落了个惨死的结局。
那么，作为祭祀的祝福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在现实的求福中便见到了它行为上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而现实求福中的人间不平，也就印证了祭祀祝福中的神道悖论，两处源流一线。文化是怎样影响了社会，社会又怎么是文化生成的土壤，于此可见一斑。
令人震惊的是，对所求福者（福神）的极度虔敬与对所取福者（祥林嫂）的极端冷酷竟能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缺少人性的神性蜕化成了魔性。
第二个维度，人物的维度，即同是求福之人，他们的情形又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比较分类，可以得出：
第一类是损人求福者。这包括婆婆、大伯、卫老婆子、四叔、柳妈等人。祥林、贺老六、阿毛虽无损人主观，但客观上却成了或人或己损人求福的条件和机运。
第二类是求福被损者。这就是祥林嫂。
第三类是叙述人“我”，属于远祸趋福者，值得注意的是，“我”虽无损人故意，但有很强的明哲保身的意识，这导致他只求己福而见死不救，因此也可将他归入第一类中。只不过这种“损”没有那么直接和严重罢了。
如此便形成了两级对立的关系，在这种两极对立中，我们看到，祥林嫂是那么的孤立无助。她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了。
再仔细一点分析，在那些损害祥林嫂的人中，其损害的程度也并非完全一样。如按损害程度从重到轻的顺序将他们排列起来，就会得到如下的序列：
亲人（婆婆、大伯）＞主人（四叔、四婶）＞同事（柳妈）＞中人（卫老婆子）＞邻人（鲁镇闲人）＞旁人（叙述人“我”）
这让我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对于一个弱者而言，越是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对他的损害也就越大。
这当然并非一个普遍的规律，但在《祝福》中却是一个冷酷的事实。
这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在《祝福》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人们唯福是求损人求福，已到了人伦尽失的地步：亲人失爱，主人无仁，中人不中，众人薄情，旁人寡义。
礼教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兄良，弟悌”的说法，推广开来就是相互之间要讲仁义，有爱心。而《祝福》的社会却是一片无爱的沙漠，没有了起码的人伦底线。这是背离礼教的根本精神的。
第三个维度，情节的维度。这里指主要人物的经历。
祥林嫂的半生经历，是一条下坠式二道螺旋。
为求得一个平安的生活，祥林嫂曾两次从家庭走到社会最后又回到家庭。
但第二次是第一次的下位循环。
第一次走出家庭是新寡之人，再回来已是被卖之身。第二次走出家庭已成再嫁之妇，这就决定了她会受到更严重的歧视，果然，再回家已是被锯之魂。
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加悲惨。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社会生态全方位持续恶化。
在不同的家庭，祥林嫂或是本人被卖或是家财被占，遭遇大体相似。在不同的时间段，主人都是既要盘剥她又要歧视她，直至最后赶走她，狠心未减更甚。无处不在损人求福，无时不是求福被损。对于祥林嫂而言，无论何时何地，这个人间都是越来越不“宜居”了。
二、弱者逃不脱被损的命运。
祥林嫂因婆婆要卖她才逃到鲁家做工，结果仍被抓回卖掉；祥林嫂因大伯要赶走她又第二次来到鲁家，结果还是被鲁家赶走。
三、只要弱者逃不掉被损的命运，福即是祸。
祥林嫂求福得祸是不用说的了，就是那些求福得福者，当他们目睹祥林嫂的惨象见闻祥林嫂的惨死，还有幸福感吗？四叔觉得祥林嫂死在年关是冲了他的福气，坏了他的心情，恼得大骂不已。“我”本为祝福而来，但此时只想赶快走掉。其他人也是各怀鬼胎而小心避讳，连说句话都很不轻松。福已荡然无存。结论是，一个弱者得不到救助的社会，不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最后一个问题：对于祥林嫂的悲剧，是谁摁倒了那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事件是被卖再嫁，那么，婆婆就是祥林嫂悲剧的第一推手吗？也就是说，是不是凡婆婆都能卖掉守寡无子的儿媳呢?
在鲁家，婆婆谎称自己抢走媳妇的举动是叫她回去帮忙，说明婆婆卖媳妇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像四叔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不会认同的。从后来卫老婆子与四婶的对话看，这种事也只是小户人家有。则婆婆卖媳妇还另有原因.。但这原因文中没有表述。同样没有表述的还有祥林嫂娘家人的情况，文章从头到尾竟无一字提及。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其实，不表述也就是一种表述。如果不是怨恨太深到了决绝的地步，祥林嫂又为什么至死连娘家人的消息也不去打听一下呢？纵然人已死光，也还有故土坟茔！“人穷则反本”，祥林嫂就不是常人？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祥林嫂是童养媳。是娘家人先把她卖给了婆婆，婆婆再卖她就认为是有理的了。
中国人虽信奉“多子多福”，但贫穷人家既养不起多子也负担不起长大后嫁娶的费用。于是，童养媳现象就应运而生了。所谓童养媳，就是女孩子在她还小的时候，就被她的父母卖给了有小男孩的人家做他将来的媳妇。这对双方都是一件“不错”的交易。卖方因此省了养女嫁女的费用还可得一笔钱财；买方也很“合算”，十来岁的小姑娘价钱较为便宜。买来也不是白养，可以让她做事。比如做家务，带孩子。而这个孩子，长大就成了她的丈夫。原文交代祥林嫂的“丈夫比她小十岁”，应是她十多岁时就被婆婆买来带养当时还年幼的丈夫的；“手脚都壮大”是自小从事体力劳动的结果。总之童养媳现象是底层社会的一种私人行为，虽然较为流行，但只能说是一种陋习。换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对女孩子本身来说是很不幸的：从小就失去了亲情，在婆家还往往受到虐待。被当做小佣人不说，还会时常遭到打骂。文中写祥林嫂“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当是在婆家已习惯如此。至于“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也应是被“严厉的婆婆”长期驯服成的。
当生活资料相对（相对于基本需要，也相对于人的欲望）短缺时，生存竞争会变得激烈起来。礼法、仁义、乃至亲情都会让位于利益的考虑。如果法律缺位良心失守，弱者就会成为牺牲。这是人性自私的弱点使然，也是个体自保的需要。仅仅归罪于某种制度或学说是皮相的。实际上，三从四德只是一种道德上的主张，它的前提是关系的存续。如果父亲要卖掉女儿，他就违背了父亲的职分也就毁掉了父女关系，还谈什么“在家从父”呢？婆婆卖媳妇也不存在制度上的支持。因为故事发生的清末民初，已有法律明文禁止胁迫守志寡妇再嫁，更不用说卖嫁了。有人这么做只能说是一种违法行为。即便是现在，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早已不复存在，但买卖妇女儿童侵害弱者权益的事仍时有发生，这与损人求福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